黑天鹅之年，中国经济当前状况如何？如何理解政策调控意图，判断经济形势？
2017年被称为“黑天鹅”之年，从2016年末延续至今的全球黑天鹅数量令人目不暇接。全球经济在黑天鹅群舞的背景下已然变成了一座天鹅湖。黑天鹅是全球各国唯恐避之不及的风险。黑天鹅扰乱经济视野、影响市场信心、破坏发展环境。对于黑天鹅之年，怎么看待我国经济，未来方向在哪？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在第112期鸿儒论道论坛上分享了一些研究成果。
正确审视新常态
“新常态”这个概念是2014年5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去河南考察时提出的。在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称，“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新常态”作为一种理论框架被反复提及。
据祝宝良介绍，在“新常态”的理论框架下，“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以此为基础，“一带一路”、“大湾区”、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横空出世。在操作过程中，政府一直秉持着三大原则：其一，稳中求进；其二，问题导向，底线思维；其三，踏实落实。
其实，当年习近平提出“新常态”概念时，中国经济已经处于三期叠加的状态：由经济发展市场规律决定的经济增速换挡期、由经济发展方式主导的结构调整阵痛期、由前期深层次调控所积累的政策消化期。所谓的“新常态”就是指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处于这种状态。
“新常态”包含四大特征：第一，增速放缓。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后， 中国经济增速从两位数持续回落，至2017年的6.7%水平。第二，经济结构转变。如今的中国人均GNP已经达到8000美元水平，北京和上海两地的人均GNP更是已经达到了1.7万美元的发达国家水平。祝宝良对此着重强调，“居民需求结构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消费结构在发生变化，现在看起来这个结构变化是非常深刻的问题。”第三，转型动力靠创新。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度创新与可持续创新是两大必不可缺的要素。第四，过程风险不容小觑。在转型过程中，经济风险、产业风险、金融风险等各类风险孕育而生，所以必须守住底线，坚持底线思维。
认清去杠杆实质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IMF等国际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整体杠杆水平已经达到了260%（债务占 GDP比重）。政府部门债务比重在40%左右并不算高，家庭部门债务比重在45%左右，企业部门债务比重在180%左右，成为中国债务的重灾区。而且，由于国内出现大量的影子银行以及明股实债的投资方式，许多应该被计入债务的资金被遗漏，表面上统计得出的数据明显低估了实际国内债务的规模体量。
在谈到“去杠杆”问题时，祝宝良指出，“杠杆问题其实是投资效率问题。”从微观杠杆概念看，杠杆是指企业债务除以资产的比重。从宏观杠杆概念看，债务除以GDP就是国家杠杆率。杠杆率上升最主要的负面影响是对投资效益的挤压。“去杠杆”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投资效率。其中，国有企业改革、僵尸企业退出是政府工作的重心。
当然，企业部门去杠杆也会伴随着经济阵痛。反过来思考，现今的实体企业杠杆如此之高，这个问题在国企层面尤为突出。可即使这样，实体企业依旧很难盈利，甚至不少企业都在盈亏边缘徘徊。可以说，支撑国内实体企业的主要支柱是杠杆。如果不是杠杆放大了收益，许多企业都将面临亏损、破产。因此，“去杠杆”过程中，政府对于经济阵痛的容忍度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祝宝良接受《中国房地产金融》采访，就此问题进行回应，他说：“如果去杠杆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失业，这是肯定不行的。我认为下一步去杠杆越来越难了。从外部看，全球经济的复苏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机遇，依靠外部复苏力量对冲内部转型阵痛是现在的主流。”同时，记者问及政府是否有设定具体的“去杠杆”目标时，祝宝良表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
贸易对于经济的贡献被低估
中国经济传统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贸易。眼下市场对于贸易方面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依靠财政支出托底经济是当下的宏观调控方针，消费是经济转型的目标，而贸易则被大众忽视。
据祝宝良介绍，去年我国出口贸易还处于负增长状态，但今年出现了明显的反弹，最高回升至13%的水平。祝宝良认为，“影响 GDP边际增长的核心是出口与库存。”
按照统计局现在的统计方法，出口对于GDP的贡献明显被低估。在中国的贸易统计中，进口部分的投资与消费也被计入到进口贸易中。可实际上，这部分应该分别计入投资与消费领域，计入贸易领域后，净出口实际金额被压低，造成贸易贡献度降低。如果把投资与消费统计各自归位的话，中国净出口金额更高，对于经济贡献更高。
祝宝良称，“根据现在数据，贸易对于GDP贡献为0.3，如果修正数据后，贸易的贡献度能达到0.8。此外，如果考虑不同产业系数调整因素的话，贸易贡献度更高。”
另一方面，从贸易角度看，现在经济发展受贸易影响较为明显。按理说，贸易增速应该与经济增长呈同比波动。可现实是，过去30年，中国贸易与GDP增速的平均比值是1.6。
而现在则低于1，去年更是出现了负相关。2008年金融危机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功劳归功于贸易，金融危机后，虽然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但贸易本身巨大的存量影响似乎被市场低估了。去年的贸易负增长对经济的影响非常明显。今年，随着贸易企稳复苏，经济也出现了上扬。
汇率问题被过度关注
自“811”汇改后，人民币开启了贬值趋势。中国外汇储备从当初的4万亿美元跌至如今的3万亿美元，损失了25%。而人民币贬值也使得国内资本外流现象越来越明显。所以，一直以来，政府及市场对于人民币贬值都有一定的顾忌。但是，祝宝良提出了不同观点。
祝宝良提出，中国是大国经济，不同于小国经济，没有必要对人民币汇率耿耿于怀。小国需要关注汇率波动是因为其经济结构单一，主要依靠贸易支撑。但是，中国经济发展至今早已成为多元化的大国经济。大国经济中，即使汇率有波动，对于整体经济的影响也是有限的。祝宝良甚至建议，寻找时机取消管制，重新放开人民币汇率波动。
实际上，今年的人民币汇率出现了明显的强势反弹。这其实得益于美元的疲软和欧洲、日本的经济复苏。祝宝良感叹，今年的外部环境改善超出他们原本的预期。本以为人民币还将继续承压，没想到因为外部因素的影响，反而形势发生转变。不过，祝宝良对人民币汇率的反弹并不乐观，在他看来，未来人民币贬值的概率依旧大于升值。
中国经济不能再依靠房地产
房地产问题是民众较为关心的问题，其实，我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是有规律可循的。
据祝宝良透露，以前，政府为了保持经济高增长，房地产是一种屡试不爽的工具。因为房地产产业链够长、影响力大、覆盖面广，所以，想要推动经济只要刺激房地产发展就能带动。
国内许多房地产行业的指标都是套用美国标准，可实际情况证明，这种指标直接套用到我国会有很多问题。祝宝良以人均60平方米的标准为例解释称，人均60平方米这个指标是按照美国一个家庭一夫一妻两孩的标准制定的。一个家庭的住房需要有三卧室、一间书房、能够停放两辆汽车的车库以及供孩子玩耍的私人院子。中国人均GNP是8000美元，上海、北京人均GNP是1.7万美元，根据2016年数据显示，美国人均GNP是5.7万美元，东京的人均GNP高达6万美元，而上海、北京房价已经超过东京，能与纽约比肩。中国房地产存在明显的价格失衡。中美实际情况依旧有巨大差距，不能直接把美国的标准套用到中国。
祝宝良表示，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再依靠房地产拉动了，现在正处于外需利好的红利时期，不能再靠房地产拉动经济，应该抓紧时间改革，尽快完成经济转型。
税制改革箭在弦上
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企业税从35%下调至15% 后引发全球哗然。特朗普的税收大招使得美国出现了一波企业聚集现象。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此前曾直呼中国税负实在太高。中国的财税改革如果跟不上美国步伐的话，未来更多企业投奔美国开厂、办企业都是可以预见的结果。
祝宝良认为，“中国的税制改革中，财税制度改革是中央地方的事权划分问题，有的事权往上收，有的往下放。未来税改可能会有三方面改变：第一，中国可能会降低增值税比重。第二，未来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中国的收入差距太大了，未来可能通过所得税和财产税进行调整。另外，将来要征房地产税、财产税，包括个人的投资收益都要征税。”
现今，财税改革呼声逐渐升高。有不少专家倡议用财税改革解决地方政府财政问题，从而帮助地方政府走出土地财政的阴影。地方政府财政问题非但导致地方债务高企，还导致部分企业如房地产开发商拿地成本抬高，推涨房价的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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