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海外投资国，然而迈向国际化并不简简单单仅是走出去，面对当前趋紧的贸易保护形势，中国企业需要总结“走出去”中的得与失，以国际视野审视海外投资，以长远发展目标实施国际化战略。
方远上海报道
5月29日，尼泊尔取消与中国三峡签订的15亿美元水电站协议；最新当选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宣布，将重新谈判由中国承担的东海岸铁路项目，该项目涉资550亿马币，由中国交建承建、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贷款，是马来西亚最大的项目。
“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海外投资又变成一个热点，但最近发生的这些海外投资因种种原因中止或者停止，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企业‘走出去’。”陶景洲在上海法律与金融研究院主办的鸿儒论道上表示。
陶景洲，作为北大77级法律系一员，与众多同学一样，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法律的建设与发展，树立了一面大旗。北大法律系77级被称为“黄埔一期”，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刑法学权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物权法起草者之一的民法学家郭明瑞等等。
“改革开放，是中国天翻地覆的重大事件，当时对这一事件的认识并不是这么深刻，上世纪80年代不会想到，现在的中国会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陶景洲近日接受《中国房地产金融》专访时表示，许许多多如北大法律系的一批人，赶上了需要人才的时代，赶上了改革开放，他们不仅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而他们就是这四十年的历史。
陶景洲的律师生涯，其学术与实务建树并举，在国际商事仲裁和国际兼并与收购领域蜚声中外，曾任美国高特兄弟亚洲区执行合伙人和全球董事会成员，现任美国德杰(Dechert)律师事务所亚洲业务执行合伙人。
长期为全球500强企业提供海外投资、并购、战略发展、解决争端等法律意见，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开疆辟土提供法律护航，深度参与并见证中国企业海外战略布局。陶景洲表示，无论国企还是民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企业应当吸取过往“走出去”的经验与教训，审慎选择投资项目及目标国，充分论证和准备应对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冲突等各类风险。
中国企业“走出去”之路
中国对外投资额的快速增长始于2004年，商务部在《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中表示，支持和鼓励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赴境外投资开办企业。而在此之前，1999年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正式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把“走出去”作为四大新战略。
自2005年开始至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增长超过8倍，按流量计算，2015年超越日本跃升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截止到去年末，共在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实现投资1200.8亿美元投资。
在陶景洲看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海外兼并收购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到2000年左右，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案例是，1992年首钢斥资1.2亿收购秘鲁国营铁矿——马科纳铁矿。
第二阶段，2000-2008年，典型案例如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事业，中投收购黑石集团股份。
第三阶段，中国海外投资增长最快的时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到2016年，这一阶段也是增长最迅速的时期。
第四阶段，2016年到现在。2016年上半年外汇储备快速减少，令我们对海外投资重新考量，“我感到这是中国海外投资反思的过程”。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对外投资行业结构进一步优化，非理性投资得到有效遏制，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矿业等，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没有新增项目。
商务部所提到的“非理性投资”，是指企业在境外并购投资中，因对目的性和必要性等基础工作研判不够，有些并购项目并没有做充分论证，急于做大做强，还有一些跟风炫耀的非理性因素驱动。
2016年12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四部门负责人表示，关注近期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倾向，以及大额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等类型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
九个月之后，2017年8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导意见的通知》，对企业对外投资方向进行更为详尽的规范：鼓励、限制、禁止三类境外投资活动，其中涉及“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或者投资平台方式(SPV)”面临更严格的审批。
针对收紧的境外投资，陶景洲认为，部分原因来自企业境外并购中暴露出的风险因素，实践中并非对所有项目都进行了充分细致的前期工作，有些企业并购是“蛇吞象”式的大规模并购。
经验与教训
在近年的“走出去”案例中，并不是因为单一的额度递增让成功概率高起来。
2004年上汽集团5亿美元收购韩国双龙汽车48.92%股权，最终失败告终。中铁波兰项目因低价竞争、环保问题导致成本上升而蒙受损失，以致多个中波项目搁浅。
时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的常振明2010年在财新峰会上说，在海外投资时，必须要坚持商业原则，保证项目有合理的盈利空间。“商业谈判，不能跟国内做项目一样，互相压价，压到最后没有利润空间了，这样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陶景洲总结“走出去”的经验与教训，认为企业需要全面评估审批溢价、调整投资心态、直面境外审查与坚持商业原则，以及正确审视收购后面临的风险。
在过去的境外投资项目中，中国对海外投资项目的审批造成了很多项目上的审批溢价，这也是为什么说中国企业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甚至在竞标一个公司项目时候，卖家为了卖出一个好价格，故意让中国企业连续投标。
为什么会出现收购价高于其他欧美竞争公司？陶景洲解释，因为在审批过程中，有审批通过或者不通过的可能，这其中的风险到底有多少，卖家会承担多少风险，就会让卖家提高价格转移风险。
“如果由于审批原因导致收购搁浅或者失败，卖家就无法实现其卖出的商业行为，这就造成买家需要承担因审批而造成的风险溢价。”陶景洲说。
另外，中国企业在过去海外兼并收购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也吃过不少亏，这里有一个“志在必得”的心态需要改变。
“很多企业在做一个项目是，既然谈了这个项目，如果谈不成多丢人，我一定要把它拿下。”陶景洲说，欧洲企业在海外收购项目中，十个调研项目中能够谈成一个就很不错了，要放弃志在必得的心态，如果项目有问题或风险过高，那就要坚决不买。
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式的论调，让被收购国政府举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这成为“走出去”绕不开的核心问题。“根据过去兼并收购中的经验教训，有些项目之所以不能成功，交易对手感觉这个交易不是一个商业交易，而是某种政治活动。”陶景洲说，这造成了海外投资中的某种障碍，随着贸易战的升级，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德国的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BMWi）对中国企业的审查将更为严格。
这其中，已经折戟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项目，包含了华为收购3Com、3Leaf，金沙江创投财团收购飞利浦旗下公司，华润微电子和清芯华创联合收购仙童半导体等案例。
“国际投行在提供兼并收购过程中，希望尽快促成跨境收购，以便取得丰厚佣金，对未来收购企业的盈利及营业并不在他们考量之中，投行只关心交易能不能达成。”陶景洲说，企业尝试“走出去”一定要做好功课。他建议总结学习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海外兼并收购中的教训，可以少交一点学费。
海外投资风云突变
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以来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令市场担忧，这种“逆全球化”的忧虑加深海外投资东道国的审查。传统上对中国审批宽松的国家也正在发生变化，并购过程中涉及信息类、高科技等敏感行业则对中国企业频频说“不”。
“逆全球化，对本国来讲是对国内产业的保护，但牺牲了他国利益，引发全球产业链的连锁反应。”陶景洲评价道，特朗普这种“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策略，并不会受到全球大多数国家的欢迎，这是对自由经济、市场经济的挑战，激发全球民粹保护主义盛行。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特朗普会拉宽高科技领域的范围，限制中国企业投资，同时也会影响欧洲，引发在高科技领域、国家机密安全领域的限制。另一方面，非重要工业领域，特朗普政府希望更多制造业回流美国，这种商人思维，对中国企业海外布局是正面影响。”陶景洲说。
对于中国海外投资未来前景，陶景洲分析认为有三个方面：
第一，在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中，要注意沿线欠发达国家的法律风险、政治风险，因为司法独立性与公正性存在一定的隐患。
“仅仅依靠当时在位的强势人物的个人支持，或者某位在位高管的允诺，是不应该大胆投资的。最好能够通过议会，或者多数派与少数派共同批准，这比较安全。”陶景洲分析，能够具备国内法项下的政府的书面保证或者保函，违约可能性就会很低，“在海外投资，要多考虑未来各种阻碍交易的可能性与困难。”
第二，在商言商，不管国企还是民企，需要以盈利为考量，不能以不赚钱为目的。
国企和民企在“走出去”过程中，因为目标不同也会引发策略差异。陶景洲说：“国企的选择与主营业务相关配套多一点，民企则任意性大一点。收购文化上，要考虑与中国市场的潜力、上下游关系、现有业务的融合。兼并收购的重要一点是要平衡中国市场、发挥中国市场潜力优势。”
第三，如果不是以商业为目的的兼并收购，不管是美国、德国、日本等西方国家，抑制高科技投资流向中国的项目将不会有松动迹象，这种警惕性将影响在科技领域的投资。
此外，陶景洲针对“买买买”企业境外与境内的管理，建议不能强行输出中国管理风格，也不能用美国主导的管理文化输入欧洲，管理思路上更应本地化。“购买公司要考虑团队稳定性，收购后的公司治理不能做太大调整，这会引发很强的冲击。”往往，不成功的原因多种多样，是否能够融入当地社会，是否对当地就业产生消极影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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