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新加坡城市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市发展”）用43.9亿元收购获取重庆协信远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信远创”）51.01%的股权，成为协信远创最大单一股东。
彼时，这在双方看来是一场两得其所的交易，既解了协信远创的资金“燃眉之急”，同时又利于城市发展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壮大。
然而，不到一年时间，协信远创业绩不见好转，“香饽饽”变成“烫手山芋”，城市发展也萌生退意。
今年年初就有消息称，城市发展内部针对投资协信远创事项出现分歧，协信远创股权层面恐再生变。
对此，协信远创方面回复中国房地产报记者称，公司目前没有收到关于控股股东城市发展在股权处理层面的任何指示，但一位协信相关知情人士却表示消息并非空穴来风，“无风不起浪”。
与此同时，2月23日，上海交易所披露一则来自协信远创的公告称，未来一年内，公司有数笔公司债券陆续到期，集中兑付压力大。而在此之前，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月8日将协信远创主体和旗下相关债券信用等级下调。
协信远创方面对外表示，公司经营管理层一直在努力改善经营管理，但大股东对公司发展的支持力度存不确定性，过去一年业绩下滑严重，如今又面临债券到期兑付压力和机构下调评级，市场对协信远创未来的发展风险多了一分担忧。
股东内部分歧
2011年至2014年，发迹于重庆的渝派房企协信经历了高速发展期，销售规模最高时在机构排行榜上跻身TOP50，与龙湖、金科、东原和华宇并称“五朵金花”。但从2015年开始，协信进入了销售瓶颈期，2015年至2018年销售规模徘徊在100亿元至300亿元之间，行业排名也跌至百强尾部。
2019年，协信意欲转卖资产，并与与金科、融创、恒大、阳光城等多个房企传出收购“绯闻”。最终，在2020年4月15日，协信正式宣告与城市发展签署《股权认购和购买协议》，后者以43.9亿元人民币入股协信远创51.01%股权。
按照当时的计划，城市发展还将在2022年以7.7亿元人民币，在相同的入股估值下购买协信额外的9%股权。
彼时，城市发展首席执行长郭益智将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看成是公司发展历史上的一大里程碑，称其是一项“改变游戏的投资”，将开启城市发展在中国业务的新增长阶段。
然而，在入股协信远创后，城市发展并未如期迎来新发展。按照城市发展的计划，通过这项投资，希望能让集团业务扩展至中国18个城市，并涵盖住宅、办公、零售、商业园、服务公寓和酒店。
但根据城市发展公司方面的数据显示，去年共投资18亿新元（折合人民币约88亿元）在协信远创，也因此公司在前九个月就蒙受了7600万新元（折合人民币约3.7亿元）损失。
更为严重的是，这项投资还引发集团企业治理风波。去年下半年，城市发展三名董事，郭氏家族成员郭令柏和其他两名独立非执行董事许添福、陈燕萍，因与董事会和管理层在收购协信远创后处理投资的做法意见分歧而先后辞去职务。
虽然城市发展的执行主席郭令明曾写公开信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里，三位董事相继辞职需要放在一个商业环境瞬息万变的背景之下审视，但显然，对协信远创的投资分歧是引发离职的导火索。
据外媒消息，大股东城市发展曾在内部讨论出售协信远创所持股权，并进行债务重组，但协信远创方面回复中国房地产报记者称并未收到控股股东在股权层面的相关指示。
实际上，今年年初，在三位董事相继离职后，城市发展内部已经成立一个特别工作小组，而这个小组的任务就是改善协信远创的资金流动性和盈利能力，包括检讨潜在的资产脱售以及对其现有债务进行重组，但协信方面并未透露该特别工作小组目前是否有作出实质性举措。
除了大股东城市发展，协信远创的另一股东绿地控股则在去年通过降低对协信远创的投资额向外界传达了退出之意。
据绿地控股2020年中报显示，绿地对协信远创的投资额从49.67亿元下降至24.82亿元，并且从 “长期股权投资”项流转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其投资性质，从股权投资变成权益投资。
去年9月，有媒体报道称，绿地控股协信远创约5.33亿股权出质，质权人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年1月，绿地控股还与“协信系”就股权转让纠纷发生诉讼。
不过，一位接近绿地控股的人士称，目前绿地控股与协信的股权关系暂时稳定，股权比例仍以去年下半年变动后公告为准。
经营难题
股东频繁显出退意背后折射出的是协信远创内部存在的经营管理问题。
实际上，协信远创的经营压力从2018年就开始显现。根据公司的财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协信远创资产负债率为79.34%，较2017年上升1.73%；现金及等价物余额较2017年缩水超过50%至24.64亿元，货币资金为30.29亿元，同比减少49.42%，但其同期的短期负债（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总额却接近130亿元，现有的资金远不足以覆盖其短期的债务，偿债压力较大。
在此情况下，协信远创意欲通过转卖股权来解决资金问题，接连引入绿地控股以及城市发展为股东。
突如其来的疫情以及去年下半年横空出世的“三道红线”融资监管，让地产开发商的开发节奏被打乱，项目复工推迟，销售、回款、融资等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协信是其中受影响较为严重的企业。
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协信的营收同比下跌46.08％至20.57亿元（4.22亿新元），净利润为亏损12.57亿元，净利润同比暴跌728.78%。截至2020年6月末，公司债务规模达到373.63亿元，其中短期债务166.05亿元，货币资金为26.21亿元，流动性紧张。
到2021年，协信远创的处境仍不见好转，更雪上加霜的是，未来一年内，其公司旗下有数笔债券将陆续到期，面临集中兑付压力。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协信旗下存续的债券包括“16协信03”“16协信05”“16协信06”和“16协信08”，四只债券截至2月8日余额分别为6.52亿元、5.61亿元、8.38亿元和5.4亿元。这四只债券曾在2002年3月份就曾因兑付资金未及时到账而停牌1天。
对于即将到期的债券兑付问题，协信远创方面也表示拟通过项目转让、推动销售回款等方式筹措资金。但具体计划并未有明确方案，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债务偿还对于股东支持依赖度高。
鉴于此，今年2月8日，联合资信将协信远创旗下“16协信03”、“16协信05”、“16协信06”、“16协信08”债券信用等级下调至AA-，并将其列入可能下调信用等级的评级观察名单。
公开发行的债券兑付存在压力，而协信远创发行的私募债形势也不容乐观。2月24日，据港媒报道，重庆协信远创实业有限公司一笔将于3月9日到期的7.1亿元私募债，于前一日暴跌65%，仅报32.8元，似乎陷入资金困难。
在中国房地产报记者的采访中，协信远创方面表示，公司一直在努力改善经营管理，但从效果上来看，显然不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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