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区：您认为中国现（当）代带建筑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刘克成：快！建设速度快！快得让我们难以适应。我的一个学生在去设计院的第一年做了一百多个方案，平均每三天就要做一个。建筑师用这样的速度做设计，造成两方面结果，一方面机会惊人，让欧洲同行羡慕不已；另一方面也造成建筑师没有多少时间去思考真正意义的创作，更多的时间都是在想从哪抄？怎么抄？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
国际上通常认为建筑师五十岁才起步。欧洲的建筑师，五十岁以前多在读书、旅行和自我修炼，建筑项目做得很少，主要精力用在寻找自己的建筑语言及表达方式，五十岁以后再出山，寻找机会去释放能量。而国内大部分建筑师未到五十岁就消耗殆尽，未成年已失去热情，没成熟时就已夭折，鲜有人形成自己独特的建筑观及语言。因此，当代中国建筑在总体上带有很强的“青春期”特征。
住区：您觉得您的设计跟其他人不同之处在哪里？
刘克成：我不认为自己的设计必须与别人不一样。我做设计更多从题材入手，因为地处西安，历史积淀深厚，所有的项目都似乎在回答如何与历史遗产相处的问题，这个问题与我纠结了几十年，慢慢地就成为自己的一种视角、一种姿态和一种习惯，也变成了别人看我的一种特色了。我善于与历史打交道。
住区：那从您第一个作品到现在最近的一个作品，您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建筑师在这个成长过程中都发生过哪些变化？
刘克成：这个说来话长。我从一个青春少年到了现在的知命之年，三十岁以前心比较大，比较疯狂，以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三十五岁以后，经过很多挫折，开始反省自己，寻找真正可以干的事情。这时候已经意识到，你想改变社会很难，只能调整自我去适应社会。对于我来说，西安历史悠久，经济相对落后，技术条件要比东部差，比世界发达国家就更弱。在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下，在西安怎么才能做些有价值的事情，四十岁以后才想清楚。
我是从1994 年开始从事文化遗产保护，一直做到今天。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可以持续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想到，现在会变成一个热点。当时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没有多少人关心这个问题，这个方向是个冷门。选择这个方向，其一是机缘巧合，其二是出于热爱。就会通过一个项目来试验它。用完以后觉得可能还没有把它的潜
力挖掘完，也许就会在下一个项目里继续试验。比如，我们做的玻璃跟网状钢架的结合方式，已经出现在两三个项目里了，刚好在那个时期，我们在努力探讨这种语言的可能性，这谈不上什么文化的选择，而是一个技术成熟的需要。
住区：如果现在要让您跟20 多岁的建筑师说点什么，您会给他们什么建议？怎么才能避免“未成年已失去热情”？
刘克成：首先，还是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盘子，盯紧自己盘子里的吃食，吃好自己的饭，做好自己喜欢吃的那样菜，不要去羡慕别人的大鱼大肉。我觉得其实这个世界很大，首先你要娱乐自己，如果说你自己做的都是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你说“热爱”这件事就很令人怀疑。“ 未成年已失去热情”对建筑师真的是件杀伤力很大的事情。如果你喜欢设计，那就去做设计好了。不喜欢设计的，其实也没有必要去选择它。设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好处，它不是一个特别挣钱或特别轻松的行当。你喜欢，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你不喜欢，说什么都是白说，仅此而已。年轻时人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拿自己去跟别人比，我自己当年也是这样。然后越比心里有时候就会
越觉得不平衡，不平衡你就想有所动作，这种动作有时候会把自己扭曲，越来越远离原点。
住区：您如何评判一个建筑的好坏？
刘克成：这个问题太难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不可评判的。其实就像说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只能说你自己去评判，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爱他还是恨他，对你恨的那个人也许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就是爱，对你爱的那个人也许对另一个人来说是恨。这些都是自然的，不存在唯一的视角，这是第一。
第二，至于自己是爱是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说是无理由的。你爱一个女孩，你一定要说出一个理由，说出她长得漂亮或者眼睛大还是皮肤好，其实这是你已经爱了之后才去找的理由，不是你爱她的理由，而是你为了解释爱的理由。那么爱一个建筑，我觉得在本质上是一回事，是你发现了一种趣味，发现了一种能打动你、触动你的东西，然后你喜欢了，从而你愿意进入，仅此而已。
住区：您在设计的过程中最关心的是什么？
刘克成：其实跟我时间长的人都知道，我最在意第一次进入设计现场的感觉。
至今为止，我所有项目的设计概念都是在第一次进入现场时获得的，能充分体现第一感觉的设计才是好设计。我进现场时要做极其充分的准备，我一定要把能够带的工具都带上。进入现场以后，我很少说话，但行动很多。每一次一定要有一种东西触动了自己，我才会离场。我对自己的习惯有一个看法，就是第一个想法一定是最好的，第一个方案一定是最差的，方案至少要三次以后才靠谱。一定要在最后的方案里面能够看到第一次的想法才是好方案。
我每做一个方案都会不断的拿第一次的感觉来反问自己，是不是解决了我第一次提出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走，没解决我们还是要返回。
住区：设计研究就是一个反复咀嚼的过程？
刘克成：也可能是一种思维方式，我觉得自己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就我自己来说，在年轻的时候非常迷恋理性，一个人能掰着手指头说出很多道理来，我就觉得很佩服。我的研究生导师李觉教授理性分析能力超强，善于掰着手指头谈问题。当我大四第一次碰到他时，一下就被征服了，觉得一定要把这个学会，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上他的研究生。到今天，我掰手指头进行理性分析的功夫都是跟李先生学的。但是学会了以后，我又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很厌恶自己，觉得失去了灵性，花了更多的时间摆脱绝对理性。我们这个世界是生动而鲜活的，规矩只是对鲜活世界的某种总结，规矩永远是比鲜活的世界少，真实的世界远比规矩来得丰富。什么事情一旦变成规矩的时候，也就可能成为一种教条，也就和创造没有太大关联了。
所以，当你习惯于掰指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变成程序化流水线里的一部分，成为一个熟手，做事很溜，张口就一二三。但另外一方面，当你连续做了几个以后，你又会很讨厌自己，好像这个事情谁都能干，根本不用动脑子。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研究，觉得现在更重要的是积累经验。像文化遗产保护这样的课题，我们每接一个案子，都觉得它们之间不同胜于共同。在这种情况下谈总结理论，其实是一种误导，有些事情需要在时间中去解决。我觉得不要在你自己还没想清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拿一种套路去把自己套住。
住区：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李觉老师还有没有其他对您影响比较深的人或事呢？
刘克成：其实我们学校有几位先生，做学问的方式对我的影响都很大，除了李觉先生，还有张缙学先生（1990 年代过世）、汤道烈先生（同济培养的中国第一批规划师）和佟裕哲先生（今年去世），这四位先生都在我们学校原规划教研室。我与他们都有很深的交往，学习了很多东西。略有不敬，如果将他们四位先生比喻成四个渔夫，把学问比喻成鱼塘里的鱼，面对鱼塘他们有四种不同的捕鱼态度。李觉先生善于用网，他总是先撒一网，用系统方法将鱼塘扫一遍，能够捞着鱼就继续做下去。没有鱼那就拎着网，再去找下一个池塘。张缙学先生善于用钓竿，他总是先坐在池塘旁边观察水纹，哪有水草，哪里的水波在动，最后才下竿。汤道烈先生性子急，觉得用网、用钩都太麻烦了，喜欢炸鱼。丢下去一个炸药包，“轰”的一声，有或没有什
么都明白了。佟裕哲先生又不一样。佟先生走到鱼塘要先转一圈，有鱼没鱼另说，先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安顿好，然后再开始琢磨鱼的事。别人网着了、钓着了或炸着了他都不着急，他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做自己喜欢的事。
四位先生做学问的方法不同，但都能把鱼捕着，十分有趣。四位先生其实各有各的成就。你评判不了谁好或者谁不好，但是从这个事本身来看，别人的方法是不是能够成为你的方法，首先还是要判断是否适合自己，你活得高兴才是对的。所以说不要太在意别人，谁的方法好，别人钓没钓到鱼，其实都是别人的事。你还是要以自己的方式在鱼塘待下去，这就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从这四位先生那里学到的。
住区：那您的方法到后来是什么？面对一个鱼塘您会怎么办呢？
刘克成：其实就我今天来说，我比较倾向于张先生的方法。因为鱼很多，池塘也很多，其实还是要找自己喜欢的那个方式，没有必要把什么鱼都钓上来，那就祸害了。
住区：除了四位先生之外，还有哪位先生对您今天有重要影响？
刘克成：其实清华的吴良镛先生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我记得1999年开世界建筑大会的时候，他来评优秀学生方案，中间有一次我们聊天，我谈我的事业苦恼，他对我说：“我55 岁才出了第一本书，你才二、三十岁的年龄，着什么急啊”。他的教导点醒了我，实际上一个人的成长有他的规律，该播种的时候播种，该浇水的时候浇水，该施肥的时候施肥，每个人有自己的季节，秋天离你还远着呢，你看着别人收获是不能够着急的，急也没用。这对我教育蛮大。
此外就是西安的张锦秋院士及韩骥先生，我今天建筑创作的方向及方式都是受益于这两位先生的点拨。20 上世纪90 年代初，我研究生毕业，去两位先生家请教，两位先生就教导我要扎根西安做事。韩先生说，“在世界几大文化历史名城中，也许只有西安的城市与建筑才留下这么多空白，值得用一生去填补”。两位先生更以自己的创作方式，引导我尊重城市，直面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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