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下午,大连西岗区,华信信托办公楼10楼电梯口,63岁的董事长董永成举起手中的锤子,连续重击54岁女总经理王瑾的头部。“抡锤门”事件,至今仍被信托圈内当成谈资。
半年时间过去,法院对董永成的审判结果还没有定锤,但华信信托却有了下一步的新动作。7月,华信信托于官网发布招募重组投资人公告。
乐居财经获悉,这并非华信信托首次招募投资者,在更早之前的2020年11月,华信信托就曾对外征集战略投资者,欲引资34亿至68亿元,甚至主动“让出”控股股东的位置,但最终却无疾而终。
二度广撒“引战帖”,也向市场表明了华信信托当下“自救”的急切之心。
但战略投资和重组投资毕竟不是一个概念。进入重组投资阶段,说明华信信托本身的经营情况明显不佳,不得不采取重组方式自救。对投资人而言,重组投资的资金压力较大,对公司的尽调要求也必须深入到位,其谈判过程较战略投资要复杂很多。
自2021年起,从年初“抡锤门”事件,到高管涉嫌经济犯罪,再到3月启动清产核资,华信信托背后的“雷”一个接着一个被“锤”出。如今,启动重组投资人招募,是否意味着其能顺利脱困?
“踩雷”地产
高管内斗之下,让华信信托的真实面目展现在公众面前。
这两年以来,对华信信托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自去年9月24日起,华信信托深陷兑付危机,超过25只产品延期兑付,涉及华冠系、华悦系、悦盈系。
以延期兑付的悦盈系72号为例,官网显示,该产品共二十次募资开放时间从19年3月起跨度近半年,预计到期届满日为2020年10月15日,募资规模不超过12亿。
募资公告披露,信托资金用于融资人上海锦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锦绣投资”)“上海临港”项目后续开发建设。
在保障措施方面,该信托项目由上海市申港街道1街坊178/5丘地块,面积为3.26万平方米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永嘉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永嘉集团”)、大连长兴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下称“大连长兴购物中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据乐居财经获悉,锦绣投资是担保方永嘉集团和大连长兴购物中心的四级和三级全资子公司。穿透可知,永嘉集团成立于1996年,注册资本1亿元,由戚士新和娄梅辉分别持股86.8%和13.2%,是一家以房地产开发为支柱的大连企业。
眼下,永嘉集团也深陷水深火热的境地,它于去年1月和今年1月两次被列为“限制高消费”,其持有大连长兴购物中心19649.24万元的股权数额也被悉数冻结。同时,戚士新和娄梅辉两位股东均存在“被执行”的风险,且前者旗下多家公司被吊销。
除了大连本土房企永嘉集团,华信信托还“踩雷”了大连海昌集团。
大连海昌集团以多家子公司股权,在2016、2017年向华信信托质押融资数十亿。 以大连海昌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为例,它目前有8次有效的股权出质,其中7次与华信信托相关,共计出质股权数额达5.5亿元。
据乐居财经了解到,大连海昌集团的最终受益人为曲乃杰,他以经营油品生意起家,旗下的海昌集团一度发展为国内最大的石油运输民营企业,也是国内最大的商业旅游经营企业,还曾在大连搞起高端红酒主题地产项目波尔多庄园。
戏剧的是,2014年国家审计署爆出,曲乃杰挪用辽宁省和大连市政府补贴。随着海昌集团经营陷入困境,华信信托陷入曲乃杰制造的债务窟窿之中。
不仅有大连永嘉集团、大连海昌集团,给华信信托“挖坑”的另一位地产“朋友”——上市公司大连友谊。
2019年7月,大连友谊公告称,旗下全资子公司沈阳星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曾向华信信托申请为期4年共7亿元贷款,但因开发产品较慢,资金状况紧张,致使部分债务逾期未能清偿,逾期贷款本金9840万元。
此外,在信托资产投向中,华信信托对房地产偏爱有加。2017年至2019年,华信信托信托资产中,投向房地产的金额分别为323.8亿元、288.8亿元和182.8亿元,占同期信托资产的比例分别为23.35%、28.42%和29.68%。
据乐居财经不完全统计,目前以华信信托作为质权人并处于“有效”状态的股权出质企业有57家,其中至少23家是房地产企业。
对于这些中小房企与华信信托之间目前存在的融资债务问题,业内人士表示,中小房企质押给信托的资产质量和流动性,与房企的相关开发项目是关联的。如若,中小房企的楼盘项目在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风险就可能会传导给信托机构。
诚然,频繁踩雷对华信信托业绩造成了严重影响,其营收、净利不断下滑。2016年至2019年,华信信托实现营收分别为23.11亿元、14.02亿元、11.46亿元和5.73亿元。
同期,净利润由16.06亿元减少至10亿元,进而下降至8.07亿元,到2019年净利润更是由正转负,亏损1.52亿元,同比下降118.84%。
眼下,华信信托还迟迟未公布2020年年报。但据银行间市场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显示,华信信托2020年全年实现营收-16.78亿元,净亏损扩大至26.52亿元。从业绩黑马,到亏损黑洞,令人可惜可叹。
“最神秘”的信托公司
华信信托以股权结构复杂为市场所奇,其因盘根错节的股权关系被誉为"最神秘信托公司"。随着“抡锤门”事件曝光,有关华信信托内部更多细节或将浮现。
设立于1987年的华信信托,原名中国工商银行大连市信托投资公司,次年改为股份制,先后经历两次更名,后于2001年成为东北地区首家完成重新登记的信托公司。
在1997-2017年的时间内,华信信托发生多次股权变更,股东变更高达23次,先后出现的法人股东超过40家。同时,公司经历7次增资扩股,注册资本从1.01亿元一路猛增至66亿元。
截至目前,华信信托股东总数20家,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前三大股东为华信汇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华信汇通”)、北京万联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沈阳品成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沈阳品成”),分别持股25.91%、19.9%和15.42%。
其中,华信汇通间接持有万联同创100%股权,共计持有华信信托45.81%的股权,为实控人。而华信汇通的股东又有16家,最终受益人为董永成,其持股16.4491%。
董永成早年曾任工商银行大连市分行技改处副处长,后调任下属的大连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于2006年担任华信信托董事长至今。此外,其子董福航也任华信信托副总裁,华信信托家族化的迹象非常明显。
在去年年底,华信汇通持有华信信托9755.7892万元股权数额被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此外,在银保监会于今年5月披露的第三批重大违法违规股东,华信信托10个股东赫然在列。
此次,华信信托招募重组投资人的公告显示,意向投资人的资格条件为: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社会责任感;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且未被列入失信人员名单;意向投资人及/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财务状况及信用记录良好。
值得关注的是,公告要求,重组后华信信托及大通证券的注册地和运营地仍应设在大连。
但业内人士分析道,因涉及股权复杂,华信信托引入重组投资者难度较大,在目前政策收紧、行业收缩的情况下,华信信托自身的资产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大量投资者处于观望状态。
关联公司倒款
自从董永成接管华信信托后,便开启了激进的扩张之路,整个华信系对外投资28家子公司,间接持股149家企业。其中,华信信托颇为偏爱投资金融机构,包括大通证券、大连银行和丹东银行。
令人玩味的是,董事长董永成所实控的大通证券。在华信信托年报发现,这三年关联方关联交易期末数共计151.11亿元。数据显示,2017-2019年,华信信托与大通证券发生关联交易的期末数分别为56.81亿元、55.34亿元、38.96亿元。
对于上述关联交易,华信信托称为认购关联方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通证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而大通证券则为华信信托控股子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大通证券是总部设在大连的唯一一家证券公司,成立于1991年,注册资本33亿元,经营范围包括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等业务,第一大股东为华信信托,持股比例37.42%。
华信信托在与大通证券进行关联交易的同时,也将后者股权大量质押。2020年8月,华信信托和其全资子公司大连海创汇通投资有限公司,同时向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质押大通证券的股权,数量分别为4.66亿股和1.52亿股。
眼下,华信信托持有大通证券股权被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四次冻结,股权数额分别为9000万元、10254.5852万元、10254.4654万和9751.3021万元。
除了大通证券,华信信托还被指通过设立多家关联公司进行倒款。
2020年12月,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的一则二审民事裁定书,揭露华信信托的相关“罪状”。此次大连华旭置业有限公司(简称“华旭公司”)和华信信托因4.4亿元借款真实性对簿公堂。
华旭公司透露,从两家公司的关系来看,华旭公司三名董事华信信托占两名,所以华旭公司的日常经营是由华信信托控制的,且根据《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华旭公司的印章、资金、财务收支、资金划转等均由华信信托指派人员管理。
所以,华信信托与华旭公司之间就争议的4.4亿元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和事实。
同时,华旭辩称,4.4亿元款项涉及的大连隆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大连荣惠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大连新莱达贸易有限公司均为华信信托的关联公司,其设立的目的即为转账使用。
它补充道,华信信托与中瑞公司、华锐公司在合作的过程中,华信信托利用76家关联公司倒款855笔,平均一年倒款约47亿元,如果按照365天计算每天平均倒款1300万元。华信信托通过制造出的“债务”起诉华旭公司、中瑞公司,企图达到非法侵占资产的目的,涉嫌“套路贷”犯罪行为。
不仅如此,华旭公司还表示,此前华信信托基于与华旭公司同样的循环转账制造银行流水的方法起诉案外人,现有两案外人的案件已分别按照虚假诉讼罪和诈骗罪立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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