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建筑师在国外(一)

2015-05-21 17:28:46 来源:中房网

  一、我的经历之出发点:德国的相对孤立

  个人经验都难免受到其成长学习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影响。我的国际经历从德国视角出发来写,随着三十多年来不断增加的国际交流和活动,我的视角被拓宽并改变了很多。

  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国际化倾向长期处于弱势,仅限于贸易和发展援助两方面——当年的殖民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不仅将其管理体制、也将其语言输出到了殖民地;美国自一战结束后建立了国际贸易和军事力量的统治地位。德国的产品及服务输出则主要依靠几家汽车、机械加工、电气以及化工领域的大型知名企业。当美国凭借其影视媒体产业及消费品(好莱坞、可口可乐或连锁快餐店)在全球各文化圈都展现出极强影响力、其英语在近几十年被作为世界性语言广泛传播时,德国的语言和文化在近代的国际舞台上却颇为黯淡 — 它们只在1900 年左右的学术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不过这也并不惊奇,当今德国的人口才刚刚突破8000万,和中国的一个省差不多。总计也只有约1 亿人将德语作为母语来学习(德国、奥地利、瑞士)。因此,德国长期以来对国际留学生的吸引力较为有限。德语的语法又非常难学,尤其是和英语相比,在国际空间上帮助不大。

  多年来在英国、法国、西班牙更甚在美国,拥有大量的外国留学生,这使得(该国家中) 各个学科领域与国际的联系变得非常紧密。而另一方面,德国教育体系的平均水平非常高,即使对留学生也几乎不收取学费,这使得赴德国高校的留学生人数持续增长。并且,德国的尖端技术毕竟国际知名。然而德国在国际市场化中仍存在问题,因为在德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一些中型企业, 只拥有几百名员工。尽管这些企业能生产出各科技领域的最尖端的高质产品,但在过去并未展现出参与国际业务的经济潜力。不过这一现象也已发生了改变,有些德国中型企业在此期间也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

  而建筑界曾面临的境况是,大多数的德国建筑与规划事务所都非常小。至1990 年代,即使是当时最大的事务所雇员也几乎不超过100 名,有这种规模的也不过三、四家。当美国的建筑事务所(例如SOM)或英国的事务所(Foster & Partners) 在几十年前就已拓展国际业务,雇员达到几百甚至上千人,德国的事务所规模仍旧很小,且仅局限于德国市场。不过,德国市场是欧洲最大的市场,且一直遥遥领先,在德国民主统一后,更是得到了极大的拓展。1989 年后,在前民主德国涌现出大批的大规模的项目任务,而建筑师却很少。在当时已经开始的全球化过程中,这一情况又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阻碍了德国建筑事务所的国际化发展。

  这就导致了当时只有少数几家事务所拥有实际的国际经验,而且多数还依附

  于德国的“发展援助”,也就是和国家援助项目结合。与国际高校的研究项目及合作也在很长时间内只有零星几个。正是在这种国际化较低的背景下,我于1980 年前后起展开与国际高校之间的交流合作并延伸到之后的实践领域。

  不过,如今已经有很多德国建筑事务所跨国开展业务,另外,出色的技术教

  育也使得很多年轻的德国建筑师能够在世界各地的一流事务所工作。

  二、对国际经历的期待与失望

  1928 年至1956 年举办最初几届CIAM(国际现代建筑协会)会议的时期,正值经典现代主义诞生并成为西方建筑学与城市规划的主流。当时的大会上,建筑历史和不同文化的传统还是相对比较次要的话题。但于1956 年就有一个年轻团体提出,建筑学绝不能仅简化于功能和形式的设计。该团体后来被称为“Team 10”,直到1981 年都在一起工作(其中就有Aldo van Eyck、Peter Smithson 和Alison Smithson 夫妇、Giancaro di Carlo、JakobBakema)。他们认为,特殊的文化背景、特殊的地理条件、历史、气候以及已有的建筑类型等都应融入到设计方案中。建筑学在满足功能性和技术性要求之外还应有一个文化维度。建筑形式也具有象征意义,只能从文脉出发对此加以理解,且在各地均有不同—就像语言、仪式、生活习惯,不同的烹饪方式、手势和表情。

  1980 年,Christian Norberg –Schulz 出版了他关于“场所精神”的著作 。1 以当地条件和文化传统为导向,当时已有很多建筑师持有这种观点,他们虽然想要新颖的设计,也就是不重复历史,但是也会照顾到特殊的地区条件。其中包括欧洲建筑师Alvar Aalto、Luigi Snozzi、RaffaelMoneo 或Alvaro Siza Vieira,亚洲的Charles Correa 或Raj Reval,澳大利亚的Glenn Murcutt,墨西哥的Luis Barragán。近段时间,我认为中国建筑师王澍也是其中之一。

  对于上述观点KennethFrampton 2 提出了“批判性地域主义”的概念。这些建筑师和他们的作品正是我在最初的专业参观考察、国际学术交流合作以及后来参与国外设计规划项目的目标和期望:与持有这种态度的建筑师相遇,参观和体验那些呈现场所特点“Genius Loci”(拉丁语,译为“场所精神”)的建筑与城市。

  然而,我的期望在大多时候都落空了。无论到哪个国家,都感受到那里由“批

  判性地域主义”的对立面,也就是商业化国际主义”主导着。

  许多建筑物直接表现出对场所精神的违背:

  • 毫无防晒措施的玻璃幕高层建筑矗立在全球最炎热的地区;

  • 结构糟糕的不密封的立面出现在冬季室外温度甚至能降至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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