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必须学习的—那些正面经历
第二部分中的批判或许会显得“自以为是”和高傲，有部分言论也的确如此。在过去许多和其他国家杰出同事的合作和交谈中，我清楚发现，从一个欧洲
人的视角出发来批判建筑，尤其还是一个参与了功能主义的提出并乐于向其
他国家销售其建筑技术的德国人，这就很快变得富有攻击性，其中的意图可
能会被误解。
我受邀来到一所埃及大学担任客座评论时，曾看到三年级学生为新开罗设计
的新住宅区方案。新开罗是位于开罗东部的沙漠中的卫星城，新居住区（只满足住宅这一单一功能）的设计方案看上去像来自欧洲或者美国的郊区：有独立式住宅和联排别墅群，外墙上都配有大扇玻璃窗，有绿地和阔叶树，如同地处气候温和的欧洲中西部以及美国的部分地区。
我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并问他们是否没有适用于沙漠气候的形式和植被
概念，问他们是否看过Cesar Manrique 设计的美丽石庭、Roberto BurleMarx 适用于热带的设计方案或者Frank Lloyd Wright 设计的亚利桑那州的塔里埃森户外设施。
此外，我还指出这些建筑完全不适用于干燥炎热的沙漠气候，因为它们配置
了太多过大的玻璃窗，且没有任何防晒措施。15 年前的我还未和阿拉伯文化打过交道，和大多数亚洲文化一样，直接的批评在阿拉伯文化里很是伤人，而且令人觉得无礼和咄咄逼人。如今，我知道我们德国人开放的讨论风格在许多国家都显得过于直接，甚至是不礼貌的。不过，我已经学到了这一点。
但是，关于这件事的讨论还带来另一个收获，那次“批评”事件几年后，我
们和德国学生一起承担了开罗火车总站广场的涉及项目，同时，埃及学生也在设计这个项目。当我们互相展示自己的设计方案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巨大差异：所有的埃及学生都采用花坛和绿地改建了广场，整个广场看上去绿意盎然，花团锦簇，就像个国家公园。而与此相反，我们的学生则惊异于每天都频繁光顾火车站广场的巨大人流量，这在欧洲人看来实在非常混乱，他们几乎都建议铺设结实的石制地面，在上面种植棕榈树，搭建遮阳棚。我在和他们交谈后才明白，必须要从完全不同的气候和文化背景来理解这一现象。
德国的风光遍布绿色，色彩柔和，气候稳定，很少出现极端炎热或极端寒冷
的天气，也从不会极端干燥。对我们来说，广场是坚固的平地，虽然也有树木、绿化，但是地面必须宜于行走，可用于体育活动，如骑自行车甚至开车。城市周围建设有很多公园和绿化带，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在附近找到森林，人们可以在那里散步、慢跑或者野餐。
相对的，开罗是个拥有1800 万居民的大都市，公园和绿地面积却非常少。城市风光要么是被密集使用的田地—不能被踏入、用尼罗河水人工灌溉，要么就是非常贫瘠的沙漠。4 而且，城市里满是灰尘、沙土、脏乱，尤其是在较贫穷的城区。沙暴总是把风沙吹进城市里。于是，人们就非常渴望绿地和安静的公园。看看古代阿拉伯文化中美丽的内院，便能发现人们有多么渴望干净、美丽的花园，还要有个水池。当时的花园用围墙将贫瘠、干旱的地区分隔开来，设计得美轮美奂，内置的水池是对天堂的象征性描绘。水以及祷告前的净化仪式在伊斯兰宗教中同样占据重要地位。在开罗呆的久些后，我自己也有了这种渴望。每当我再次乘坐飞机返回德国，飞机越过柔和的绿色风光，我总是非常期待，马上又可以坐在绿色的草坪上或者去森林里散个步。
除此之外，一位年长的教授曾告诉我，埃及人并不是贝都英人，并非沙漠里
的游牧民族。埃及文化的基石是几千年来尼罗河谷密集的灌溉土地，植被茂盛的富丽花园以及养鱼塘一直都是埃及建筑的一部分。现在，我们都能更好地理解彼此了。
然而，自19 世纪开始，这种传统埃及的想法却被欧洲或者美国中上层阶级的西方住宅理念所掩盖。我至今不能接受那些已经在新开罗大批建造的独立式
房屋，因为房屋之间的空间、门前花园以及阳台在这种气候条件下都毫无益处。当我驾车穿过新开罗时，总能看到历史上的欧洲外墙（比如古希腊的立柱式外墙）以及奢华的阳台，我还从没见过有人坐在上面。我坚持认为，埃及的建筑师们应当向他们的文化学习，建造有遮蔽的内庭、平台或者开放楼层，让凉爽的夜风在其间畅行无阻。而且，建筑师们应当尽快将节水技术引入建筑，还须针对开放空间提出其他设计方案。必须禁止在沙漠中建设高尔夫球场。
否则要如何有效地对抗水资源匮乏的问题？
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我越来越能够理解这些设计方案背后对于绿色城市的
渴望。奇怪的是，几乎所有我认识的埃及人—除了那些曾在欧洲或者北美留学的建筑师—都讨厌Hassan Fahty 的建筑学理念。Hassan Fahty 使用简单的传统材料（粘土砖）和手工艺的建筑技术，想要进一步发展适宜气候条件的传统埃及建筑学。他反对将西方建筑文化照搬到埃及，因为在他看来，西方建筑文化既不适宜当地的气候条件，也完全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建筑技术水平、建筑生产水平以及经济条件。但是，埃及中产阶级总能在媒体中看到美国和欧洲的生活风格，看到带有露天花园的郊区独户式住宅，尤其是在好莱坞的影视作品里，这和他们传统的封闭内院式住宅完全不同。但是，人们显然想要模仿这些“富”国的生活方式。有了这样的榜样，任何对本国传统的回归都会被视为“倒退”。现在，当我这个德国人告诉这些人，你们更应当再次建造旧式的内院式住宅，他们说不定还以为我想要让他们停留在贫穷的过去，嫉妒他们的“进步”。
几年后，我又经历了类似的谈话，不过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经济背景
下，当时我初到中国。当我问道，为何如今的中国建筑艺术不再参照美丽非凡的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反而往往更喜欢国际建筑潮流，常常加以复制，当时的一个年轻建筑师问我：“那您为什么不再在德国建造历史上的木结构房(Fachwerkhaus) 了呢？”我很惊讶。显然，我被误解了。我当然不想复制历史上的建筑物或建筑组成部分。响应北京某个时期的政治要求，设计师们把中国古代屋顶和建筑细节复制粘贴到钢筋混凝土高楼上，我觉得这非常尴尬。
当然，我这只是较理论地、抽象地把空间构成原理运用到现当代建筑学中。
因此，我们便开始思考，哪些中国古代建筑学原理和传统城市建筑还适用于当下—这在最初几年的项目中还收效胜微。关于半木结构房屋的这个提问促使我反思我在国外访问和参加规划项目时所持的期望。我不远万里来到异国的目的是想体验“异域风情”、见识“未知”吗？
这是不是典型的游客态度，想看些别的东西，有时不过是随便参观个伪民俗、
看个舞蹈表演和那些早已不存在的“当地”民族服饰？我必须承认，这至少可能是我情感期待的一部分，我又问我自己，外国同事来德国之前可能有怎样的期待。于是，我尝试通过外国同事的眼睛来观察我们的建筑艺术和城市建筑。我的国际交流经历首先让我学会了换一种方式看待我自己的国家。德国有或有过我希望的与“场所精神”和场所历史有关的建筑艺术吗？
工业化发生的19 世纪一定已经有很多相关的例子。我的教学有很大一部分是指导学生们关注场所的历史和特殊之处，从而引导出场所的潜力和设计想法。
至少，大多数优秀的建筑师都尝试（我们这儿也是差劲的建筑师多过优秀建筑师）研究相关情况和环境，使设计方案同时照顾到景观条件和建筑环境。和其对立面相比，对场所历史、特殊之处的关注在我们这儿很常见，至少“历境主义”如此，所谓对立面指的是，无论当地条件如何都一力贯彻某种特定版式或个人风格。许多活跃于国际舞台的明星设计师都表现出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他们的设计方案特征明显，无论何地都能一眼辨认出他们的风格。
在我看来，这种“标志性建筑”的可笑之处在于，有些城市向这些设计师发
出委托，以便他们的城市能拥有一个辨识度高的标志——就如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或科隆的哥特式大教堂。然而，我发现，当全世界20 个城市都有同一个建筑师设计的博物馆，那么这些建筑物早已失去了象征意义：哪个普通民众还能辨认出Gehry 或Hadid 的哪个建筑物代表着哪座城市呢？最后，还能被辨识出的不过是明星建筑师们的形式语言，而场所本身消失在它背后。
尽管有很多失望，我在出访和担任客座教授、参与实践期间还是学到了很多，
遇到了有趣的同事，还能参观他们的建筑作品。直到多次访问某些国家并有了深入的个人交流之后，我才慢慢认识到建筑学和城市建筑之间的区别，尤其还包括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的角色。
当然，每个文化圈子里都能找出像王澍这样敬业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他
们除了把自己的工作视为专业的商业服务外，还认为这是本国文化的一部分。在追寻故乡的国家和地区“建筑文化”的传承之路上，他们能够创作出伟大的建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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